[社會] 信者恆信的心理學：無所不在的確認偏誤(confirmation bi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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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常常在想：為什麼即使相信的事情與事實有所出入，我們依然可以執迷不悟呢？

一位曾經堅信創造論、反對演化論的人葛蘭模頓(Glenn Morton) 描述了自己過去如何忽視演化論的證據。他用「惡魔」的譬喻寫道："Morton’s demon was a demon who sat at the gate of my sensory input apparatus and if and when he saw supportive evidence coming in, he opened the gate. But if he saw contradictory data coming in, he closed the gate. In this way, the demon allowed me to believe that I was right and to avoid any nasty contradictory data."

粗略地翻譯如下：「我的認知空間前面坐了一個管制進出的惡魔，他對與我看法一致的證據敞開大門，卻把與我信念相衝突的證據拒於門外。如此一來，惡魔使我相信自己是對的，免於任何討人厭的資訊不一致。」

「模頓的惡魔」(Morton's demon) 生動地反映了心理學的一個現象：確認偏誤 (confirmation bias) ，有時亦作「我方偏見」(myside bias)。確認偏誤一般泛指「尋找、解讀和記住對自己信念有利的資訊，並漠視否定信念的相關資訊」的思考傾向。用白話文來說，大概就像是「信者恆信、不信者恆不信」「只看見想看見的、只聽見想聽見的」「試圖忽略不想面對或不願相信的事情」。

生活中有形形色色的確認偏誤

確認偏誤這個概念不新而且無所不在。舉例來說，算命之所以準，有可能真的是算命師神預測，也可能是我們在算命之後，眼睛放亮去看那些符合預言的跡象。在投資理財的時候，確認偏誤也可能使得投資者過於有信心，而忽略那些投資失敗的線索。在寫論文時，只回顧符合自己假設的研究，然後告訴自己不同結果的研究品質很差。在人際關係中，當我們覺得一個人很可惡時，接下來怎麼看、怎麼討厭，而忽略他可能的優點（e.g., 傲慢與偏見之Mr. Darcy）。

確認偏誤還可以很致命。確認偏誤被認為是1989年巴西航空Varig 254號班機空難的關鍵。這班班機因為機組人員設定了錯誤的飛航方向，導致飛機飛錯方向而耗盡燃料，並於亞馬遜叢林迫降，最終造成了13人死亡的悲劇。調查結果判定，機組人員因為確認偏誤，而沒有及時修正錯誤。即使有種種跡象顯示飛機飛往錯誤的方向，但由於機長已經認定自己往對的方向前進，認為自己有多次經驗不可能犯錯，便開始合理化或忽視各種顯示錯誤方向的跡象。

確認偏誤也可以在犯罪調查中造成誤判。2004年馬德里發生爆炸案，當時美國FBI透過指紋辨識鎖定一名美國籍的穆斯林Brandon Mayfield。多位FBI指紋專家也陸陸續續表示該指紋確為Mayfield所有，認定他是爆炸案的主嫌。不久之後，獨立調查的西班牙警方透過指紋辨識找出真正的主嫌。最後，FBI向Mayfield公開道歉，並賠償兩百萬美金。確認偏誤，被認為是這個大烏龍發生的重要原因之一。（有興趣看更多關於司法界的確認偏誤的案例與研究，這篇文章寫得很清楚：Kassin, Dror, & Kukucka, 2013.）

除此之外，確認偏誤也是社會對立的元凶（之一）。它強化我們原有的信念，使我們與對立的那方漸行漸遠，久而久之形成社會對立。雖然我們常常自以為理性又睿智，但事實是，人人都可能掉進這樣的認知陷阱。這篇文章希望藉由討論確認偏誤的心理學研究，檢視自己的傲慢與偏見。

嚴以律人、寬以待己

早期的研究即發現人們對同一件事情有雙重標準，寬以待「與自己立場一致的論點」、嚴以待「反駁方的論點」。1979年史丹佛的心理學研究，虛構了兩份關於死刑的調查報告，一份報告的結論支持死刑，另一份反對死刑。研究者想知道不同立場的人會如何評論這兩份報告。結果指出，無論是支持還是反對死刑，看到與自己立場一致的研究給予正面評價，然後對不符合預期的研究則處處找碴 (Lord, Ross, & Lepper, 1979)。 

另一份以平權法案和槍枝控管為例的研究發現，多數人認為與自己立場一致的論點比反方論點更強而有力，同時也偏好看證明自己是對的文章或媒體。如同泛藍看中國時報、泛綠看自由時報，我們偏好選擇與自己觀點一致的資訊來源 (Taber & Lodge, 2008)。即便我們告訴自己要客觀，割捨原有的立場談何容易。我們沒有想像中的客觀與公平。

我們支持、反對什麼樣的論點，與我們的世界觀(cultural cognition)息息相關，以至於我們會選擇性參考科學界的看法。以氣候變遷為例，即使這個議題在科學界為公認的事實，民眾對於氣候變遷的看法依然分歧。民眾對於一個議題在學界是否為「共識」，往往不是建立在科學界的證據而是他們本來的信念，而信念往往又取決於他們的世界觀。有趣的是，研究者進一步虛構了「學者檔案」，這些學者學經歷都一樣，看起來都是該領域的佼佼者。唯一不同的，是他們對該議題的立場。結果發現，即便學者的學經歷一模一樣，民眾較為信任立場與自己世界觀相似的學者，而不信任立場相反的人 (Kahan, Jenkins-Smith, & Braman, 2011)。

這些研究告訴我們，即便我們力圖客觀、公正，我們依然有意無意的尋求支持我們信念的證據、聽信與我們立場相同的人，並對與我們同一陣線的報告讚譽有嘉。同時，我們不喜歡與我們立場不同的概念，對那方的資訊視而不見甚至大力抨擊，也無法完全信任與我們立場相左的人。

信念一旦成立，便難以動搖

我們一旦對事情有了成見，任何訊息都容易以符合我們觀點的方式被解讀。1973年的一個著名的「假病人實驗」描述了這個現象 (Rosenhan, 1973)。研究者找了八名「假病人」，請他們在醫生評估的過程中假裝有幻聽，其他問題，就按照他們真實的經歷回答。他們描述的幻聽症狀其實不曾在幻覺的文獻出現過。最後七名假病人被診斷為「思覺失調症 (schizophrenia)」，每一位最後都被診斷為需要住院觀察及治療。

研究者告訴這八名假病人入院之後不要偽裝任何症狀，表現正常即可。事實上，因為假病人並不知道何時可以出院（他們根本沒料到自己會被診斷為需要入院治療），所以有很大的動機想要當一般人。但是，他們的言行舉止卻被醫療人員被解讀為「不正常」。假病人照實回答的生活經歷及成長背景，被解讀為疾病的前因後果。

一旦有了臨床診斷，好像無論做什麼、說什麼，也無法逃離那個診斷的框架。這些假病人的經歷並不是因為他們所在的醫院品質、人員素質差。他們所在的醫院有大、有小、有舊、有新、有教學型醫院亦有私立醫院。這篇研究可以延伸討論許多議題，包含心理疾患的標籤化、臨床診斷信效度、病患人權等等，在這裡暫時不贅述。回歸到這篇文章的主旨，這篇提醒了我們，即便是受過專業訓練的醫療人員，也逃不過確認偏誤的魔掌。

我們的信念，甚至可以延續到有反駁證據出現之後，即便看到了否定我們看法的資訊，我們卻依然堅信最初的信念。史丹佛1980年的心理學研究 (Anderson, Lepper, & Ross, 1980)，請受試者評論消防員「風險承受力」與「成功」之間的關係。他們虛構了消防員的檔案，並將受試者分成兩組。一組看到的消防員很有冒險精神也很成功（冒險組）；另一組看到的則相反，越是中規中矩，消防員越成功（保守組）。

事實上，研究者對消防員這個議題沒興趣也不了解。研究者想知道的是，如果他們再跟受試者說上述資料都是假的之後，受試者是否依然會受到這些文件影響。結果發現，雖然受試者被告知他們所讀的資料為「假資料」，這些假資料仍有影響力：冒險組的受試者依然認為有冒險精神的消防員越成功，而保守組的受試者依然相信中規中矩的消防員會比較成功。即便在討論一個與多數人無關的議題，我們不但會受到假資料左右，就算知道是假資料，也難保我們對它免疫。信念一旦成立，便難以動搖。

大部分的人其實也只是略懂哥和一知半解姊

很不幸的，這些無法動搖的信念不見得有事實的基礎。我們容易自認為很了解某些議題，但深入追究之後卻說不出個所以然。2013年的心理學探討了這個現象，他們先問受試者對不同議題的態度，例如美國健康保險單一人支付制度。接著，他們再請受試者描述這些議題的細節及前因後果。大部分的受試者在這個步驟都碰到無法細談的困擾。最後結果顯示，當人們試圖描述該議題的細節之後，原本的態度會軟化並趨向中立 (Fernbach, Rogers, Fox, & Sloman, 2013)。我們的自以為其實是一種錯覺，一種對複雜議題有深入了解的錯覺，研究者稱之為 illusion of understanding或illusion of explanatory depth. 而這樣的錯覺造就了極端的立場。大部分的人在試圖解釋當中環環相扣的機制之後，才會意識到自己並沒有想像中的了解，才發現我們的態度其實不必那麼極端。或許，在仔細思考後，對立的雙方並沒有這麼不同。

令人自我感覺良好的確認偏誤

確認偏誤之所以能存在，或許有其優勢。確認偏誤可以協助我們有效地處理複雜資訊、建立人際關係。在處於極度劣勢的情境下，確認偏誤可以給我們希望，幫助我們堅持到底、忽略那些失敗的跡象。不過，我認為確認偏誤最厲害的功能大概是讓我們主觀感覺我們永遠是對的，而感到自我感覺良好。「對」的感覺那麼好，誰想要當搞錯的那位？

當我們自認睿智又明理，卻同時相信一個別人認為漏洞百出的信念，其實挺難受的。舉例來說，「我支持川普」和「川普的各種言行、政策導向都顯示川普不適任美國總統」是個相衝突的概念。化解這樣的矛盾有兩種方式，其一「我錯了，我其實並沒有想像地睿智及明理」其二「我還是很明智，是反對人散播的假消息！」但前者的說法使人不安、感到丟臉，於是我們選擇後者的說法以保護自尊。這個例子，其實就像是認知失調阿。

雖然以川普支持者為例，但反對川普的人並沒有比較高尚。研究告訴我們，面對自己的錯誤時，我們沒有這麼不一樣。承認錯誤多麼不容易，意識到自己也許不如想像中明智又是多麼令人難受。弗洛依德說人人都有自我防衛機制以保護自尊及情緒。自動排斥與自己信念相衝突的資訊這種行為，又何嘗不是一種防衛機制。

面對自己的傲慢與偏見：至多99%相信某種看法、保留至少1%的錯誤可能

確認偏誤，讓我們在「主觀事實」的世界裡永遠是對的，即使這個主觀的事實不見得和客觀的事實一致。雖然我們覺得自己所相信的事情是真理，我們也需要提醒自己：以前的人曾經深信地球是平的、地球是世界的中心、種族隔離是正常的。你真的能確定你今天所相信的事情是經得起時間的考驗嗎？如果我們願意至多99%相信某種看法，保留至少1%的容錯空間，我們可以讓至少1%的反方看法進入我們的認知，才有機會視情況修正觀念。

我也曉得，有些理念，真的很難想像有1%的錯誤可能。從我們的觀點，有些理念是客觀的真理（e.g., 地球是圓的），也可能是重要且不容忽視的價值（e.g.,「尊重生命（不殺人）」）。要我們想像這些理念有1%的錯誤可能，恐怕很困難也很虛偽。但我們需要提醒自己：多數的議題的對與錯並沒有像「地球是圓的」這樣顯而易見，也不會像「尊重生命」一樣是有共識的普世價值。許多議題不是非黑即白，而能夠全盤了解其複雜度的人少之又少，大部分的人，真的只是略懂哥和一知半解姊。

如果左思右想之後仍然覺得自己的理念不容置喙，也沒有關係，但我們必須更積極了解為什麼對方不同意，以避免陷入確認偏誤的陷阱。當我們眼裡容不下一粒沙，看到對方也只會覺得不順眼；當我們思緒過飽和，大概也聽不進對方的話。這樣的我們，無法與對方有效溝通。所以，保留1%的彈性，不見得是因為對自己的理念有所存疑，而是為了增加我們理解別人的意願與耐心。

當別人犯了確認偏誤時：與其打臉，不如拍肩

即使我們願意面對自己心中那位模頓的惡魔，與我們對立的那方也可能面臨了一樣的困境。我們不需要也無法強迫對方面對他的確認偏誤，因為那是別人的課題。但是，我們可以嘗試用不一樣的溝通方式，讓我們的話「比較容易被聽進去」 （歡迎看這篇關於動機式晤談的文章）。

與別人意見不合時，我們最本能的反應是想要反擊並說服對方。很不幸的，激烈的批評通常不會打動對方，反而會使對方惱羞成怒、無視你的看法，甚至強化原本的態度。試想，如果有人打你的臉，你應該不會呵呵呵很開心吧？最有可能的反應是閃躲、反擊、把他設為拒絕往來戶。從臨床心理的觀點，想要改變一個人的行為或態度，需要從帶著善意的理解開始。當你有衝動打臉時，想想自己溝通的目的是什麼。如果你的目的是促進對話，我會說：與其打臉，不如拍肩。拍拍他的肩膀，溫和但堅定地告訴他你的看法，遠比賞他一個巴掌來得有效。

如果我們希望對方不要再埋首於自己的主觀事實中，社會需要營造一個空間，讓對方承認錯誤的代價降低，或至少讓對方願意抬起頭來看看主觀事實之外的世界。這不代表我們需要小心翼翼地保護他們的玻璃心，該說的，還是要說。義正嚴詞的批判是必要的，只是關鍵在於態度和溝通方式。與其把對方批的一文不值，不如帶著善意探究對方想法的來龍去脈，並且堅定但溫柔地說明自己的看法。我們常說不要只和同溫層互動，但沒有帶著善意的溝通，很難讓非同溫層的人願意聽，更別說接納我們的意見了。謾罵與我們立場不同的人，得到的是同溫層的掌聲。雖然也算是與不同溫層的人「互動」，但這種互動終究只是另一種在同溫層取暖的方式。

（寫完覺得自己好聖母馬里亞，但其實我很常翻白眼，還常常需要深呼好多口氣才有辦法與別人溝通。我必須承認這是個不切實際的願景，但我也同時認為是一個值得努力的核心價值。）

結語

逃離北韓的女孩朴研美在自傳「為了活下去」中寫道：「或許我內心深處知道有什麼不對勁，但是我們北韓人都是說謊高手，連對自己也說謊。挨餓的母親把寶寶丟在巷弄裡受凍的畫面不符合我的世界觀，我就自動關上腦袋。」

其實不是只有北韓人才是說謊高手。這些研究告訴我們：任何人，無論教育背景、知識水平，都有可能犯確認偏誤這樣的謬誤。我們的信念不見得有事實的基礎，但一旦形成了，便很難受到其他人事物左右。是福卻也是禍。確認偏誤的普遍性，不代表我們應該合理化這些行為，也不需因此覺得社會無可救藥而感到沮喪。我始終相信，任何改變從「意識」開始，當我們有意識之後，再加一點承認錯誤的勇氣，或許有機會減少確認偏誤的發生。